部分学者再提“全民发钱”，可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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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部分学者再提“全民发钱”，可不可行？）

7月11日，携程创始人梁建章在《中国经济急需发钱消费》一文中建议按照家庭孩子的数量发放补贴。他的具体建议包括两方面：一是现金补贴，给每个家庭的一孩每月提供1000元补贴，二孩每月2000元，三孩及以上每月3000元，这些补贴将发放直至孩子达到20岁；二是个税和社保减免，对于二孩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以上家庭个人的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在3月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毛振华也建议，分批发放总额达10万亿元的现金补贴（人均补贴额为7000元，约合1000美元），并同时减少10万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自疫情以来，面对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开出了各种“药方”，其中围绕提振消费的一个政策选择是：是否应该直接向居民发放现金以刺激消费。

在2024年上半年，特别是第二季度，多项消费数据和居民收入增长数据显示出放缓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全民发钱”的讨论在2024年7月――这一宏观政策调整的重要窗口期，再次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此前，作为“类发钱”措施，各地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发放了多种类型的消费券。但在后续的评估与复盘过程中，一些地方财政人士发现，尽管这种发券的方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但其效果很有限。具体来说，它主要影响的是刚性消费行为，即那些无论是否刺激都会发生的消费活动。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对经济观察网表示，当前经济总体处于疫后恢复期，但恢复基础不牢，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等挑战，居民部门是重要的短板。市场呼唤政府发钱解决居民消费不振以及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抗风险能力的问题。

罗志恒认为，实施“全民发钱”政策的可能性仍需进一步观察，因为这涉及几个关键问题：首先，资金规模大、成本高；其次，基层在操作实施上面临较大难度；最后，政策的实际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他建议更可行的做法是，先在部分地区或特定群体进行小规模试点。

发券效果如何？

7月10日，东部某地的财政部门人士看到上级部门发出的通知，提出为了刺激消费，今年将继续发放消费券。该人士指出，从疫情期间到疫情之后，无论是为了助企纾困还是促进消费，每年都在投入财政资金用于发放消费券。但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却从来没有核算过。他还回忆起之前发放消费券的一个场景：在一家饭店，老板曾指挥七八名员工使用手机抢购消费券，因为对他们来说，抢到的消费券将直接转化为饭店的收益。

尽管中国并未采取过“全民发钱”的直接方案，但自疫情以来，地方政府已经推行了多轮消费券发放措施，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从短期来看，无论是借鉴其他国家的实施经验，还是根据我国部分城市发放消费券和消费补贴的实际情况，这些措施对消费的拉动作用都是比较明显的。消费券常采用“满减”方式，其杠杆效应更为一目了然。

上述财政人士称，在疫情期间，政府发放的消费券主要是助企纾困，而疫情后则转向促进消费。地方政府每年都会投入数百万财政资金用于消费券的发放，且发放规模越大，效果通常越好。但由于很多地方未能在年初的预算中做出相应安排，导致只能采取临时追加的方式。

该财政人士透露，所有消费券的发放都是在上级政府的推动和下级政府的配合下进行的。地方政府在接到上级文件后，会研究财政资金的投入额度，并与美团、抖音等平台合作，再让这些平台为消费者提供折扣。同时，地方政府还会与当地银行合作，银行也会提供一部分的补贴资金，因为消费也能带动银行现金的流动性。

上述财政人士还记得，当年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地方政府曾投入上千万元的财政资金发放住房券，效果显著，住房券很快被使用完毕。但他认为，今年再发放购房券已无太大意义，因为当前房地产市场主要是“以旧换新”，而消费券或住房券的主要目的是拉动新增市场的需求。

再提“全民发钱”

进入2024年，为了解决市场需求不足，提振消费信心，部分学者和经济学家再次提出“全民发钱”的方案。

王青认为，市场呼吁“全民发钱”的主要原因是当前宏观经济存在“供强需弱”的现象，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比较突出，其中居民消费偏弱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并集中体现在近期物价水平偏低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上半年CPI累计同比涨幅仅为0.1%，明显低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的预期目标，也低于过去20年平均2.4%的涨幅。

2024年4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从数据来看，1―5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5237亿元，同比增长4.1%，这一增长水平仅相当于疫情前两年平均增速的一半左右（2018年和2019年社零增速分别为9.0%和8.0%）。

王青说，其中固然有当前物价水平偏低的影响（社零统计的是名义值），但剔除物价因素，现阶段居民消费增速也明显偏低，且呈持续状态。当前居民消费偏弱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受楼市低迷、疫情疤痕效应等影响，居民消费信心偏低；二是近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偏低的影响也不容低估。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4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150元，增长5.3%，虽较去年全年增速反弹0.2个百分点，但仍低于过去10年平均7.1%的增长水平。财政部公布的税收数据也显示，2024年1―5月，个人所得税6072亿元，同比下降6.0%。

王青称，据测算，剔除2023年9月开始实施的减税因素影响，个人所得税同比增幅为-3.5%左右。考虑到个人所得税主要面向城市中产阶层征收，这意味着作为当前消费的主力军，城市中产阶层的收入状况不容乐观。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认为，“全民发钱”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首先，居民收入预期不稳。受物价低迷和经济名义增速偏低影响，居民名义收入增速较疫情前仍有较大差距。部分行业面临降本增效、薪酬调整，股市和楼市表现低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信心和预期。

其次，居民消费仍较低迷。总量上，居民消费信心仍需加强，2024年一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63.3%，低于2019年同期的65.2%。在结构上，居民倾向减少非必要的消费，同时增加旅游、演出等能够即时满足的服务消费，类似“口红效应”。1―5月服务零售额和商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分别为7.9%和3.5%，CPI服务和消费品分项累计同比分别为1%和-0.4%。

可能性以及影响

罗志恒认为，从微观上来看，“全民发钱”能够直接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和意愿，增强信心和预期；从宏观上来看，“全民发钱”会通过乘数效应刺激总需求，加快经济回升向好、促进物价回暖。

他也提到，美国疫情期间的“全民发钱”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是美国政府债务快速上升，引发对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二是居民消费需求旺盛，生产恢复偏慢，导致通胀大幅上升；三是降低了居民工作积极性，引发疫后劳动力短缺，薪资增速较快，形成“工资-通胀螺旋”。

“‘全民发钱’最大的问题是成本高昂，会加剧政府债务压力。同时，也可能降低居民工作积极性。”罗志恒说。

王青认为，“全民发钱”的不利之处在于，与投资稳增长相比，中国此前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过类似政策，因此规模尺度不易把握，规模太小作用不大，若规模过大则可能引发高通胀。美国政府疫情期间大规模向居民提供财政支持，被认为是2021年下半年之后通胀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全民发钱”必然会在短期内加重政府债务负担，尤其是在当前地方债问题较为突出的背景下。

王青称，“全民发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居民收入缺口，却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消费信心偏低问题，后者还需从推动房地产行业尽快实现软着陆，缓解财富缩水效应对居民消费心理的负面影响方面着手。“全民发钱”有可能延宕真正问题的解决。

上述地方财政人士对“全民发钱”政策可能引发的通胀表示了担忧。他指出：“目前需求疲软，主要是因为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不乐观，缺乏信心，担心未来工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实施了‘全民发钱’政策，多数消费者可能会选择储蓄而非消费。”

“全民发钱”政策有多大可能性实施？

在资金来源方面，梁建章在其文章中指出，除了利用财政赤字来发放资金之外，还可以采取其他途径来筹集资金。从资金来源上看，有多种途径可以为现金补贴筹措资金，“一方面，可以动用国有企业一年的利润，2023年国有企业利润为4.6万亿元；另一方面，可以对现有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将此前用于基建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将无效、低效的基建支出压降，转为居民部门的消费补贴仍有巨大空间”。

王青的判断是，短期内实施“全民发钱”的可能性比较小。他说，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安排来看，扩投资仍是当前稳增长政策的重心所在，财政加大促消费支持力度还需要一个渐进调整的过程。今年实施的推进大规模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可视为其中的一部分，财政支持力度也在逐步加大。

但王青认为，“全民发钱”也需要观念的逐步转变――“全民发钱”促消费并非浪费和“养懒汉”，而是逆周期调节的一个政策工具――需要实际操作经验的积累，恐难一蹴而就。不过，此前一些城市已发放一定规模的消费券和消费补贴，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