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会议传递货币政策信号 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稳经济 年内降准仍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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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要“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要加强逆周期调节，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全面落实已确定的政策举措，及早储备并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

内外因素交织之下，7月政治局会议定调颇为关键。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充分肯定了上半年经济成绩，同时充分估计了形势的严峻性，指出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进而首次提出“宏观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政策基调倾向于更加积极，预计下阶段会有更多力度更大的一揽子政策出台，提振信心与预期。

降准降息仍是政策的可选项

罗志恒告诉记者，当前中国仍处于疫后恢复期，总需求不足是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一方面房地产尚未企稳，另一方面地方财政压力不容忽视，为此有必要进一步采取力度更大、节奏靠前的政策。

在财政政策方面，会议提出，要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更大力度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大宗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兜牢“三保”底线。

在货币政策方面，会议提出，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和政府债发行节奏偏慢，加快专项债发行和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属于存量政策的加快落地，有助于改善上半年状况。财政支出加力的方向主要集中在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和“三保”领域。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明明认为，促进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和稳定人民币汇率依然是央行的主要目标。7月央行的一系列降息操作已经在落实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政策思路，未来也不排除降准、结构性工具及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发力的可能，进一步支持经济企稳回升。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也认为，下半年降准仍可期待。因MLF到期规模将逐步放量，且政府债融资规模将会提升，基于弥补基础货币缺口、稳定货币供应规模、改善商业银行流动性指标的需要，央行有必要全面降准25个基点至50个基点，释放5000亿元至10000亿元资金。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也有望继续发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表示，预计央行将坚持“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的原则，在保持再贷款、再贴现政策的稳定性的同时，对部分到期专项再贷款工具可能追加新额度。同时，推动新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保障性住房再贷款落地生效，加快推动专项资金与项目对接。

罗志恒还建议，考虑到今年土地出让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及预期，财政支出因此不及预期，可以考虑研究追加赤字增发国债，增发的国债可以用于三个方面：一是转贷压力较大的部分地方政府以缓解流动性风险，推动地方政府从应急状态回归常态。二是给相关失业人群以及城乡中低收入人群发放部分补贴，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和消费能力，维护社会稳定。三是投向提前储备“十五五”规划的重大项目，同时给予充分的项目储备时间，避免临时找项目引发的项目包装、资金使用效率低的现象。

货币政策方面，罗志恒还认为虽然银行净息差收窄和人民币汇率存在压力对货币政策仍有一定掣肘，但在“以我为主”的总基调下，降准降息仍是政策的可选项。应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打击银行违规高息揽储行为，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遏制套息交易，并进一步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等。

再提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7月政治局会议还提出，要切实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形成各方面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继续发挥好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

在今年上半年，各省份经济“成绩单”中”，广东以6.5万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居于首位，江苏、山东分别以6.3万亿元、4.7万亿元位居二、三位。浙江地区生产总值为4.1万亿元，河南地区生产总值为3.1万亿元，四川、湖北、福建、湖南、安徽、上海、北京、河北等地GDP均超2万亿元。

对于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曾坦言，宏观经济治理过程中容易出现各种政策不能协同发力，甚至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冲突的地方。

事实上，早在去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曾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同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进一步强调“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今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再次明确，“要做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加强预期管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将“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纳入财税金融改革的重点内容。7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发布，明确提出要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同时提出要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并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多名受访人士表示，在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应及时补位，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罗志恒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可考虑增发国债，扩大总需求，确保必要支出力度。同时加快专项债发行，并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推动财政支出增速快速回升。

明明认为，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也应继续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持续回升提供有力保障。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调节市场流动性，确保财政政策的顺利实施和资金的有效流动，并适时调整政策利率，促进实体融资成本下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此外，也可以通过设立结构性工具的方式，配合税制改革。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金融学院副教授姜婷凤还指出，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也要兼顾财政政策取向，发挥央行在提升国债市场流动性方面的作用，进而形成更完善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不仅有利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也有助于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对于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行长魏革军认为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是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要增强一致性，二是非经济政策也要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对于将非经济政策纳入政策一致性评估，魏革军曾建议，在制定非经济政策时，应将对经济的影响作为核心评估因素之一。明确纳入评估的非经济政策范围，对非经济政策的经济成本与效益进行量化分析，避免政策冲突与重复。

他还提到，要强化不同部门政策执行的协调与配合。建立政策执行协调沟通机制，根据政策一致性评估结果，制定协同计划。同类型政策执行中开展部门配合，发挥政策执行的合力；在不同类型的政策方面，注重政策执行的充分沟通，防止政策执行中产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