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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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地理是不公平的）

看到斯坦福大学教授伊恩·莫里斯（IanMorris）所著的《地理即命运：英国与世界，10000年的历史》这个书名的时候，很容易联想到他的同胞英国著名地理学家哈·麦金德（HalfordMackinder）的经典之作《历史的地理枢纽》，只不过与麦金德将视野投向欧亚大陆，断言“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的做法不同，莫里斯在书中的论述聚焦于大不列颠岛从史前时代到现代的漫长历史。从这点看《地理即命运》其实有点像温斯顿·丘吉尔的《英语国家史略》，类似于一部英国的通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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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英国，人们大抵会想起流传已久的俗称，“英伦三岛”，即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当然，从地理上看，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毕竟英格兰与苏格兰（另外还有威尔士）同在大不列颠岛。更重要的是，就像作者在书中指出的那样，不列颠群岛里“岛与岛的差别特别重要”。大不列颠岛的东南部是肥沃的低地，北部和西部则是贫瘠的高地，而爱尔兰岛则是一个盆地。“地理是不公平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生活在大不列颠岛北部河西部贫瘠土地河爱尔兰黏重潮湿土壤上的人口，始终比在大不列颠岛东南部肥沃土壤上的人少而穷”。

实际上，莫里斯在书中表达的核心论点就是，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他从英国与欧洲大陆地理分离的时刻开始，详细叙述了一系列入侵事件——早期人类、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诺曼人等——这些历史事件塑造了现代的英国人。在他看来，要理解英国的现状，特别是2016年脱欧公投的原因和后果，人们必须深入了解遥远的过去。

这样一种“地理史观”倒也并非《地理即命运》一书的首创。往远了说，上个世纪的哈·麦金德就说过，“当我们考虑对这个广阔的历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顾时，不是觉得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地理关系的持续性”。往近了讲，莫里斯自己在2010年出版的“为何西方至今统治世界”（WhytheWestRules-ForNow，简体中文版名称为《西方将主宰多久》）里已经认为，物理地理环境，而非文化、宗教、政治、遗传或伟人，是近代西方建立全球统治的根本原因。当然莫里斯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地理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他也承认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其他因素也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他强调地理条件为这些因素提供了基础框架。例如，在论述今天的英国首都伦敦在罗马时代兴起的原因是，莫里斯就认为是伦敦作为泰晤士“河上唯一既深得足以停靠大型运粮船，又窄得足以利用罗马时代的技术架桥的地方，突然身价倍增”。而在“1世纪40年代之前”，因为罗马军队没有扩张需要，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就使得“伦敦一直无足轻重”。书中提到的另一个有趣例子则是，受到美国大西洋沿岸13州（“老美国”）与后来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形成的“西部”之间关系的启发，书中引用了另一位历史学家詹姆斯·贝利奇的构想，将英国历史上的三块“自治领”，也就是至今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置于大西洋地图，并与“（老）英国”紧密结合，于是就形成了一个“英国西部”。而这也是2016年英国“脱欧”后昙花一现的“CANZUK”（加澳新英），“基于流动性和身份认同的”联盟构想的基础。

另一方面，与丘吉尔的《英语国家史略》以帝王将相事迹为叙史主线不同，《地理即命运》为各个历史时期的英国人的日常生活留出了很大篇幅。读者因此可以发现，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线性的，在14世纪的“黑死病”侵袭后，由于劳动力变得稀缺，幸免于难的英国穷人却有幸“享受了一个世纪的广泛繁荣”。从书中引用的1256年和1424年诺福克农民的膳食情况看，在“黑死病”之前，劳动者主要靠大麦面包、奶酪和黄油为生，而瘟疫之后则主要吃肉，喝麦芽啤酒，面包却降到了偶尔食用的次要地位。但在之后的“文艺复兴”与“大航海时代”，在诸多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背后，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反而开始下降，一直要到19世纪40年代末，也就是小说家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讲述的穷人悲惨故事赢得广大读者群的时候，英国“经通胀调整的工资最终恢复到了黑死病刚刚结束时的高水平，而且这不是短期的波动”。到19世纪末，“典型的工薪家庭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但男性每天摄入的能量从1850年的2350卡路里上升到了1900年的2850卡路里”。而这一时期，已是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的国势最高峰了。

不过，相比物质文明，书中对精神文化方面的论述显得相对薄弱。“诺曼征服”（1066）导致英国出现法语与英语的双语格局是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用书中的话说，“法语是自由人的语言，英语是奴隶的语言”。但对于英语在英国的复兴，莫里斯只简单提到了地理上的孤立导致诺曼贵族与英格兰人的融合，结果“到了13世纪70年代，爱德华一世的大多数贵族已经在家里说英语”，却忽略了这样的事实：以1432年为界，在此之前国王、贵族、市政官员和商人之间的信件绝大多数为法语、诺曼法语和拉丁语，但在此之后几乎一致采用了英文。究其原因，正是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1337—1453）导致诺曼贵族彻底与法国决裂，另外在战争结束后，英王也丢掉了战前在法国的大片属地而成为纯粹的英格兰国王。可惜《地理即命运》书中对于意义重大的百年战争只以寥寥数语带过，恐怕也是迁就“地理史观”的结果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时间段而言，《地理即命运：英国与世界，10000年的历史》中最出彩的段落当属描述遥远的史前和古代历史。莫里斯在此运用了大量的考古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数据分析和比较研究。譬如，既然大不列颠岛在历史上遭遇了这么多次外来人口的迁徙（入侵），今天的英国人祖先究竟可以追溯到何时就成了一个令人颇感兴趣的话题。“诺曼征服”虽然重建了英格兰的上层统治阶级（“在20年内，这个国家的大地主中只有4名英格兰人”），但诺曼人毕竟处于绝对少数，无力改变英格兰人的基因格局。但按照作者在书中的说法，2016年时研究者从公元5世纪和6世纪的骸骨中直接取出了DNA，随后发现，在今天的剑桥一带，“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基因取代了当地人基因库的38%”。而这并非最惊人的数据，因为“肯定没有公元前4200年左右替换了75%那么惊人，更不用说公元前2400年左右90%-95%的替换率了”。其中，前一次是农民对狩猎采集者的取代，后一次则是掌握铜器的早期印欧人的扩张。但书中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1996年遗传学家从来到英国的最早期智人（距今一万多年）的牙齿中提取到了DNA，并在当地找到了明确的后裔！换言之，最古老的基因，经历了多次外来人群的覆盖之后，依然顽强传承到了现代。

历史上的这一次次人口置换当然有着毋庸置疑的地理因素——将不列颠岛与欧洲大陆分离的英吉利海峡并不是难以通过的天堑。“到了公元前6000年，英吉利海峡中的水已经不足以使群岛与大陆分离了。船只把狭窄的海域变成了通途”，不列颠“已不可能完全脱离欧洲了”。而这也是莫里斯在书中反复提到的，“撒切尔法则”：1975年，著名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曾经断言，“我们（指英国）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历史上，欧洲大陆的文明通过英吉利海峡方向进入不列颠群岛“最适宜居住和最容易征服的地区”——大不列颠岛的东南部。于是，“地理是顽固的。资金、人力和组织能力仍然集中在东南部”，而“在大部分时间里，英格兰东南部历史都是关于如何应对来自欧洲大陆的新生事物的，而威尔士、英格兰北部和西南部，还有苏格兰的历史，都是关于如何应对来自英格兰的新生事物的”。

关于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莫里斯在《地理即命运》里的处理可谓是独具匠心。全书分为三章，其名称就是三张地图：《赫里福德地图》、《麦金德地图》与财富地图。其中的《赫里福德地图》展示的是中世纪及其之前的格局，孤悬海外的不列颠群岛僻处地图左下角，显示英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欧洲大陆之后亦步亦趋，“是欧洲的穷表亲”。《麦金德地图》是等距方位投影，是现代科学的产物，但其投影中心选在了英国。这无疑是表现出近代英国在列强竞赛中脱颖而出，并在工业革命后成为“日不落帝国”优越地位。在这一时期，“岛国性战胜了接近性”，英国建立了世界首屈一指的海军，终于将英吉利海峡变成了“一道沿屋的壕沟”。但“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为时不久，两次世界大战就将英国拉下了世界霸主的宝座。于是有了第三张《财富地图》：按照每个国家的GDP的比例，而非占据的自然面积来分配地盘。“地球上现在的三个中心：北美、西欧和东亚”。英国虽然在这个新舞台上仍有发言权，但已不再是明星了。有趣的是，《财富地图》设定的时间段是1945年至2103年，这并非“2013”的笔误，而是莫里斯估计东方（中国）发展指数将超过西方的年份。虽然他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半开玩笑的预测，但从书中的论述看，莫里斯的确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加速，英国在20世纪以来逐渐被美国、欧洲，以及日益增长的中国所超越。在寻找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时，英国最重要的课题是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最后，经历了一万年的变迁之后，英国与欧洲的关系又有了什么变化呢？一方面，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穿越英吉利海峡已是轻而易举（乘坐“欧洲之星”列车通过海底隧道即可），这似乎让当前的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回归”《赫里福德地图》，也就是英吉利海峡不成为障碍，“现在，有1/8以上的居民是在国外出生的，这恐怕是15个世纪以来从未有的水平”。换言之，当代英国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移民——就像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的情况一样。但另一方面，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已经超出了纯地理因素所能涵盖的范围。譬如，莫里斯在书中谈到，他的故乡斯托克曾经是个繁荣的工业城市，但是“其核心产业——制陶、钢铁、煤炭到2009年就已不复存在”。这又是什么地理因素的结果呢？恐怕全球化进程中的技术革命、国际组织的作用、全球市场的相互依赖性等才是更重要的因素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地理即命运”可能简化了复杂的历史过程，至少对当代问题的解释力是值得推敲的。